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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妻被强后被威胁

时间:2021-03-02 13:04  编辑:团风县实验中学

人妻被强后被威胁

2011年第4期南洋问题研究No.42011 (总第148期)SOUTHEAST ASIAN AFFAIRS General Serial No.148肯尼迪政府与印(尼)荷西伊里安领土争端的和平解决(1961-1962)

高艳杰

(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上海200241,俄亥俄州立大学默尚国际安全研究中心,哥伦布432001)

摘要:西伊里安争端,是荷兰与印尼因西伊里安地区的主权移交问题而引发的一场长达10余年的领土争端,争端在1960年代初发展为危机事态,双方一度将形势推到战争的边缘。美国作

为印(尼)荷之间的主要平衡力量,长期以来奉行亲荷的消极中立政策。肯尼迪政府上台后,经过

曲折的转变,最终改变了美国以往在该问题上的消极政策,通过积极的外交斡旋和联合国的干预,

使这场区域领土危机得以和平解决。探讨肯尼迪政府对西伊里安问题的决策转变过程对研究冷

战与反殖民主义的关系,以及分析美国处理他国领土问题的外交政策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西伊里安争端;肯尼迪;印度尼西亚;荷兰

中图分类号:D83/87.34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9856(2011)04-0081-08

西伊里安争端是荷兰与印尼因西伊里安领土主权移交问题而爆发的一场东南亚区域争端,这场争端由于更为引人注目的印度支那危机而不那么引人关注。争端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为危机事态,双方一度将形势推到了战争的边缘,而中、美、苏等大国的介入更是加剧了危机的紧张态势。最终,随着美国态度的转变,在肯尼迪政府的积极斡旋下,西伊里安争端得以和平解决。对西伊里安争端的探讨对研究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与第三世界关系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还有助于我们认识美国作为第三方介入他国领土纠纷的政策考虑,在美国当前积极介入中国南海问题的背景下,这

收稿日期:2011-09-13

基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海外研修项目基金。

作者简介:高艳杰,男,河南濮阳人,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博士生,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默尚国际安全研究中心(Mersho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访问学者。

①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William Henderson,West New Guinea:the Dispute and its Settlement(South Or-ange: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1972);C.L.M.Penders,The West New Guinea Debacle:Dutch Decolonization and In-donesia,1945-1962(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2);Kees Lagerberg,West Irian and Jakarta Imperialism, (London:C.Hurst&Company,1979);Terrence C.Markin,The west Irian Dispute:How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Re-solved that“other”Southeast Asia Conflict(Johns Hopkins University,Dissertation,1996);Kees Lagerberg:West Irian and Jakarta Imperialism(London:C.Hurst&Company,1979);Justus M.Van Der Kroef,Nationalism and Politics in West New Guinea,Pacific Affairs(Vol.34,Spring,1961)pp.38-53;Nadia Derkach,The Soviet Policy towards Indonesia in the West Irian and the Malaysian Disputes,Asian Survey Vol.5,no.11(Nov.,1965)pp.566-571.Paul W.Van Der Veur, The United Nations in West Irian:A Critique,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Vol.18,no.1(Winter,1964)pp.53-73.

对中国处理南海问题有着借鉴意义。此前已有一些学者对这一问题展开过探讨,但研究的角度主要集中在美国外交斡旋、印尼的外交活动、印尼对人权的践踏等方面。①本文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依托美国已解密的官方档案,着重解读肯尼迪政府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态度及政策转变过程,并分析导致转变的深层次原因。

一、肯尼迪政府接管西伊里安争端

西伊里安(West Irian)①位于南太平洋地区,由世界第二大岛新几内亚岛的西半部分组成,20世纪初完全沦为荷兰的殖民地,成为荷属东印度的一部分。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时,苏加诺未明确宣布印尼的领土范围。[1]1949年,在海牙举行的荷兰向印尼移交主权的“圆桌会议”上,双方达成协议,西伊里安地区不在主权移交的范围内,并同意通过协商决定西伊里安的归属。[2]圆桌会议后,由于意见分歧过大,双方在此问题上一直未能达成协议,西伊里安争端也由此产生。为了早日收复西伊里安,印尼于1954年到1957年间4次将该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解决,但都以失败告终。在联合国的4次失败让印尼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1957年,印尼宣布限令荷兰驻印尼使馆人员离境,禁止荷兰飞机过境,第二年印尼又宣布将印尼的荷兰企业收归国有,1959年印尼各地爆发示威游行抗议荷兰的殖民行为,同年荷兰开始增加其在西伊里安地区的军事力量。1960年,作为对双方外交关系的破裂以及印尼对西伊里安渗透行动的反应,荷兰派出卡尔·杜曼(Karel Doorman)号航母到附近区域炫耀武力。[3]1960年8月,印尼宣布与荷兰断绝外交关系,着手准备对驻西伊里安的荷兰军队发起军事行动,西伊里安争端由最初的领土纠纷逐步升级为区域危机。

美国在西伊里安问题上一直扮演着尴尬的角色,一方面,美国希望拉拢印尼作为东南亚稳定的基石,避免印尼滑向共产主义;另一方面,荷兰及其支持者澳大利亚同为美国的西方盟友,一旦爆发战争,美国必将卷入其中。出于对美国自身利益的考虑,尽管美国政府一直比较同情盟友荷兰的处境,但艾森豪威尔政府一直坚守形式上的“消极中立”的原则。美国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一是艾森豪威尔政府不希望在这样一个对美国而言并非利益攸关的地区投入美国有限的资源,保持中立可以避免直接卷入这场争端;另一方面,美国担心公开对荷兰的支持,会直接导致亲共的苏加诺政权直接倒向中苏集团。

至1961年,随着大国的进一步介入,西伊里安争端也逐步升级和复杂化。1961年1月,印尼国防部长纳苏蒂安率团访问莫斯科,同苏联正式签署了1960年赫鲁晓夫访问印尼时提出的援助计划。[4]1961年1月7日,米高扬在莫斯科发表演说,强调苏联和印尼之间迅速发展的友谊,并表示苏联非常理解印尼人民对殖民者占据西伊里安的担忧,以及对收复西伊里安的决心。[5]在获得苏联援助的同时,印尼也得到了中国的积极支持。1960年3月,中国将原本计划出售给印尼的价值约2000万美元的陆海空军事装备改为无偿援助。1961年1月26日,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在会见印尼驻华大使苏卡尼时表示:中国完全支持苏加诺总统以和平方式收复西伊里安的政策,但假如印尼被迫采取非和平方式时,中国政府将支持印尼,印尼如果要求中国提供援助,中国将不会拒绝。同年3月28日,陈毅应邀访问印尼,双方发表联合公报,中国重申了支持印尼收复西伊里安的斗争,印尼则重申支持中国收复台湾的斗争。[6][7]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则坚定地站在荷兰一边,澳大利亚总理孟席斯在访问美国时指出,就情感方面而言,所有的澳大利亚人都对这一问题表示密切关注,并对该地区可能落入受共产党控制的印尼手中表示担忧。孟席斯对荷兰表示同情,并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继续让荷兰对这一地区进行托管。[8]

①西伊里安又称西新几内亚(West New Guinea)。

西伊里安争端的升级和危机化成为美国新任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John F.Kenne-dy)上任伊始不得不应对的棘手问题之一。1961年1月20日,肯尼迪宣誓就任美国第三十五任总统,“出类拔萃之辈”云集的肯尼迪政府改变了前任对不结盟国家在冷战中保持中立态度的看法。如果说杜勒斯把中立主义看做是不道德,肯尼迪则认为,新兴国家由于全神贯注于辛勤建设自己的国家,自然会对冷战中的“道德”问题漠不关心,正像美国人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中对待拿破仑战争的道德问题漠不关心一样。冷战已不再是这个世界中唯一的现实,美国应当帮助新兴国家寻找自己通向民族尊严和国际和谐的道路。[9]肯尼迪政府对第三世界的不同态度在西伊里安问题得到了体现。

1961年4月3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向肯尼迪提交了一份对西伊里安问题看法及处理建议的备忘录。备忘录认为,“就重要性而言,争端的持续已经超越了争端本身的目标,争端使得作为印尼民族领袖的苏加诺可以把任何对他构成挑战的人视为不爱国;争端有助于共产党消除印尼军方的作为保守势力的影响;同时也转移了人们对印尼急迫的国内问题的注意力。就外部环境而言,争端已经使得第三方势力卷入一系列相关纠纷中,导致了印尼向苏联靠拢以及战争的威胁。尽管杜勒斯曾经保证一旦荷兰遭到印尼攻击时给予一定援助,但我们实际上一直在保持中立”;“目前形势的发展恰恰强化了我们的论断,即荷兰应该撤出西伊里安”。[10]显然,腊斯克的报告表明,他非常支持“中立但更倾向于印尼”的方针。腊斯克的观点实际上基本代表了当时肯尼迪主要领导班子的观点,荷兰所谓的民族自决那一套早已被扔进了废纸箱里,他们认为通过联合国托管把西伊里安移交给印尼是唯一能保全荷兰颜面的办法。[11]腊斯克的这份备忘录是新政府成立以来国务院高层第一次就此问题发表意见,也是美国政府对西伊里安问题态度变化的开始。

1961年4月10日,在腊斯克提交备忘录后,肯尼迪及官员在白宫会见荷兰外交大臣伦斯,阐明了美国新政府的对西伊里安问题的态度转变。肯尼迪向伦斯明确表示,美国之所以不愿直接参与该事务,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美国已经处于介入老挝危机的边缘,不希望再在同一区域内卷入另一场危机;第二,由于苏加诺即将访美,在这个时候卷入争端会让美国陷入被动地位。肯尼迪表示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荷兰要对这个完全可以视为负担的遥远的岛屿如此重视。在询问了荷兰为守住西伊里安所花费的资金后,肯尼迪进一步表明,他无法理解荷兰为什么还要继续。尽管伦斯极力表示他们的“理想主义”,他们对巴布亚人的责任,以及对“民族自决”的坚持,但这些似乎并未得到肯尼迪的充分认可。肯尼迪认为对西伊里安这样一个对荷兰并非必须保卫的地区做出保证,将是非常沉重的负担。[12]伦斯显然对肯尼迪的态度非常不满,他反复重申艾奇逊和杜勒斯在警告苏加诺方面如何卓有成效,以及杜勒斯曾经做出的对荷兰长期支持的承诺。[13]

这次会谈说明,肯尼迪基本上接受了腊斯克在其备忘录中提出的观点,即荷兰不应当继续为西伊里安固执下去,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美国不愿直接介入的立场。至此,肯尼迪政府已经明确表明了其与前任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不同观点,即由原来的同情荷兰的中立态度转向更倾向于支持印尼收复西伊里安。

二、联合国大会上的中途倒戈

肯尼迪政府对西伊里安问题的态度发生了巨大改变,但这种改变并未立即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来。尽管肯尼迪对印尼这样的不结盟国家有着同前任不同的理解,但美国所面临的来自双方的压力和尴尬仍然是存在的,新政府依然不愿意得罪争端中的任何一方,也不希望在这样遥远的区域卷入冲突。但是,荷兰与印尼的冲突却仍在继续加剧。

1961年底,随着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召开的临近,对美国态度转变极为不满的荷兰政府把更

多的精力转移到联合国框架内,试图通过托管并保障民族自决的方式解决西伊里安问题。荷兰尝试以托管的方式接管西伊里安由来已久,到1961年形成明确的方案。1961年10月9日,荷兰外交大臣伦斯不顾美国的劝阻,向第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提交了解决西伊里安问题的草案,即“伦斯方案”(The Luns Plan)。按照这个方案,首先,荷兰准备让西伊里安置于联合国的监管之下,并需要得到巴布亚人民族自决的明确保证;第二,荷兰准备将西伊里安的统治权移交给西伊里安人;第三,荷兰把现在的权利移交给联合国建立并负责操作的一个国际机构,这个机构将逐步接管职责并为巴布亚人在稳定的条件下进行初步的民族自决做准备。[14]针对伦斯提出的方案,印尼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根本不存在民族自决的问题,早在1945年印尼宣布独立时,印尼人就已经完成民族自决了,而西伊里安人民是印尼的一部分,没有理由现在再单独进行一次民族自决。[15]在伦斯方案之外,联合国成员国内部也发生了严重分歧,以印度为首的9个不结盟国家,提出了一个明显忽视民族自决原则的“印度决议案”(India Resolution),这个方案对印尼非常有利;而13个曾经是法国殖民地的黑非洲国家则坚决拥护民族自决的原则,同时支持双边和谈,并提出了与前者相对立的“布拉柴维尔提案”(Brazzaville Proposal)。鉴于“布拉柴维尔提案”基本体现了伦斯方案的核心观点,再加上来自美国的压力,荷兰最终放弃了自己的伦斯方案,选择支持“布拉柴维尔提案”。

美国实际上一直避免自己在联合国大会上做出选择,但出乎意料的是,美国最后时刻做出了让印尼人非常恼怒的决定,他们选择支持对荷兰有利的“布拉柴维尔提案”,而否决了有利于印尼的“印度决议案”。[16][17]尽管最终两种方案都因未拿到必须的三分之二多数票而流产,但是美国在联合国的行为却成为美国对西伊里安问题政策的转折点,也进一步加剧西伊里安危机的升级。联合国大会的结果表明,通过投票解决西伊里安问题已经不可能了。

显然,美国这次做出了自相矛盾的决定,他们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选择是同它过去一年内对西伊里安问题态度的发展方向完全违背的,这样的结果完全无法体现肯尼迪政府对印尼民族主义立场的变化,也无法体现美国与印尼关系的改善。理论上,弃权实际上是对美国最有利的选择,但目前还有没有解密文件能够解释为何美国会突然做出这样的决定。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前后矛盾决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柏林危机显然是影响美国决策的关键因素,这两个看似并不相关的事件实际上存在着必然联系。刚刚在令人窒息的柏林危机中展示美国对西方盟友决心的肯尼迪政府,无论如何也无法在柏林危机结束后不到一个月就投票反对自己的北约盟友。况且在1962年以前,肯尼迪政府实际的外交重心仍然是在欧洲,美国必须考虑西方国家的感受。

其次,传统欧洲派势力在国务院的存在是影响美国对西伊里安事务抉择的直接因素。欧洲派认为没有必要牺牲北约组织的一个盟国来满足苏加诺的帝国主义野心,所以国务院一直扬言要在联合国中联合荷兰反对印度尼西亚。[18]正如希尔斯曼所说,这些得到中情局支持的老欧洲势力,在涉及印度尼西亚的问题上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并且反对改变关于西伊里安的中立政策。[19]国务院欧洲派的观点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从肯尼迪上台以来,因苏联激进举动导致的柏林危机使得美国不得不把外交战略的重心放在欧洲,美国必须表现出对北约盟友的承诺,并亟需他们的支持。如果美国在联合国大会上选择支持印度的方案,那将会严重动摇欧洲盟友对美国的信任。

第三,肯尼迪政府对印尼政策的模糊不清,也是造成他们做出前后矛盾抉择的重要原因。新政府迟迟未对印尼整体政策做出新的评估,相比艾森豪威尔时期针对印尼的一系列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出台,肯尼迪政府对印尼明显缺乏清晰的定位,这也是其政府在西伊里安问题上左右摇摆的重要原因。

第四,“布拉柴维尔提案”中所坚持的民族自决原则点到了美国的死穴,由于印度方案忽略了民族自决原则,使得美国的抉择在一定意义上成了非黑即白的是非问题,即要么支持民族自决,要

么否决它。而作为早在一战时就公开标榜民族自决的美国,很难找到堂而皇之的理由去否定自己倡导的国际社会价值观。

三、抛弃消极中立———美国的积极斡旋与西伊里安争端的和平解决

联合国大会的表决结果将西伊里安争端推到了战争的边缘。印尼人越来越相信,要想问题得到解决,唯有诉诸武力。1961年11月30日,在联合国否决两个方案后第三天,苏加诺在雅加达发表演说反复重申,“西伊里安问题显然应当在联合国之外解决”,并要求加速苏联对印尼的武器运输。作为回应,在荷兰的支持下,西伊里安当地的委员会随后宣布正式更名为西巴布亚,并升起了西巴布亚国旗。[20]12月19日,苏加诺命令苏哈托最晚至1962年8月7日之前,把印尼国旗红白旗插到西伊里安岛上。[21]印尼和荷兰的一系列行为,证明双方都在加快解决纠纷的步伐,荷兰希望加速实现西伊里安独立的事实,印尼则开始通过军事行动孤注一掷。印尼在1962年1月15日,发动了有史以来对荷兰驻军最大规模的攻击,以示决心。如果说在联合国大会之前,美国可以打着中立的幌子安然置身于西伊里安事务之外的话,那么,此后形势的发展已经使美国无法置身事外了。

西伊里安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致使在联合国大会中让美国对印尼政策陷入一片混乱,国务院成为众矢之的,沃尔特·罗斯托(W.W.Rostow)、罗伯特·约翰逊(Robert Johnson)、罗伯特·科默(Robert Komes)、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等人极力呼吁肯尼迪总统亲自掌握对印尼政策。①1961年11月29日新上任的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Averell Hariman)也认为此前的所谓中立政策正导致危机的升级,使得印尼已成为区域稳定的威胁,哈里曼对国务院传统的欧洲视角提出了挑战。[22]哈里曼的上任对美国的政策转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正如施莱辛格针对此前欧洲派占优势的格局所评价的,“哈里曼当了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才使事情恢复了平衡”。[23]尽管施莱辛格对哈里曼的评价有夸大之嫌,但欧洲派占主流的平衡被打破却是不争的事实。除了上述肯尼迪政府要员对新政策的呼吁外,国家安全委员会新成员罗伯特·科默以也强烈建议美国积极介入西伊里安问题,此前因军事援助而与印尼军方关系日渐密切的美国国防部也开始对印尼的立场表示理解。[24][25]至此,肯尼迪主要领导班子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态度进一步趋于一致。

扫除了内部思想混乱的障碍后,留给美国处理西伊里安问题的时间也日趋紧迫。联合国大会后,美国成为唯一能和平解决西伊里安问题的第三方力量。尽管军事冲突愈演愈烈,和平解决西伊里安问题的希望仍然存在。印尼政府在加紧备战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关闭和谈的大门。1961年12月13日,印尼外长苏班德里约在雅加达的一次媒体会议上宣称,西伊里安问题已经变成美国和印尼之间的问题。[26]14日,肯尼迪在给苏加诺和尼赫鲁的信中表示,愿意帮助寻求直接谈判的解决办法,他还请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说服荷兰人和澳大利亚人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更灵活的态度。[27]与此同时,美国也开始向荷兰施加压力,在英美首脑百慕大会晤时,肯尼迪表示,荷兰人必须明白,他们不要再指望美国或者英国提供军事支持了。[28]美国的外交攻势显然收到了一定成效,12月底,荷兰表示愿意寻求在美国的帮助与印尼展开“公开讨论”。[29]实际上,自肯尼迪上台以来,荷兰就已经感觉到了随时可能被美国抛弃的压力,只是在坚持“民族自决”的底线上却始终僵持不下。

在西伊里安局势僵持之际,肯尼迪政府在上台一年后也开始对全球局势进行重新评估。1961年1月18日,在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肯尼迪在谈到西伊里安问题时评论道,西伊里安地区是一个极不适合美国卷入战争的区域,但是另一方面,当荷兰确实想退出争端时,如果有能让荷兰

①参见FRUS,1961-1963,vol.23,pp.445-469中的一系列相关报告。

体面地退出的办法而不用,那将是非常愚蠢的。我们在这里的真正利益不是西伊里安,而是印尼的命运。印尼是东南亚人口最多、最富饶的国家,同时也是苏联极力想要争取的对象。[30]在这次会议上,肯尼迪政府最终明确了对西伊里安问题的政策,即努力使荷兰体面地退出争端,在印尼夺取西伊里安已经是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力图避免印尼投入苏联的怀抱。至此,艾森豪威尔执行了8年的消极中立政策被彻底抛弃,肯尼迪政府此前对西伊里安的态度转变已经转化为政策性转变。

为了早日打破僵局,1962年2月12日肯尼迪总统弟弟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对印尼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在访问期间与苏加诺的会谈中,罗伯特·肯尼迪强烈表达了美国及肯尼迪总统对印尼人的友谊,以及希望苏加诺不带任何先决条件地回到谈判桌上的愿望,并表示西伊里安争端一定可以在谈判中解决,他还强调美国已经向荷兰施压迫使其放弃民族自决的先决条件。

[31]在肯尼迪离开后的第四天,印尼表示他们愿意在3月份与荷兰展开秘密会谈。[32]结束对印尼的访问后,罗伯特?肯尼迪又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对荷兰的访问。在抵达荷兰前,国务院要求肯尼迪向荷兰阐明,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将会使他们获得敬意,以及在印尼的有力的商业存在,并让肯尼迪鼓励荷兰拓宽视野,将焦点从对巴布亚的承诺转向更大的战略意义层面。[33]尽管罗伯特·肯尼迪极力向荷兰施压,但是荷兰的立场却未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罗伯特·肯尼迪的外交活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荷兰人的固执也让美国大为不满。

为了继续向荷兰施压,而又不至于引起其他北约盟友的不满,1962年2月21日,在美国的要求下,针对西伊里安问题的北约委员会特别会议在巴黎召开,这次会议的重点是讨论美国在西伊里安问题上的政策是否得当,尤其是在对印尼的武器禁运和荷兰的飞机的着陆权问题。[34]在这次会议上,美国并没有得到所有盟友的支持,但对美国而言,这样的结果已经足够了:它们得到了部分国家的理解和支持,比如英国、加拿大等,更重要的是,这次会议表明了美国对盟友意见的重视以及希望和盟友商讨解决问题的态度,降低了北约其他成员国对美国的不信任感,进而也减轻了美国继续向荷兰施压的思想包袱。最终,经过不懈的努力以及联合国的帮助,美国的斡旋终于收到了回报,印尼与荷兰最终同意在第三方在场的情况下举行预备谈判,并且同意了印尼提出的将移交西伊里安问题作为首要议题的要求。

1962年3月20日,印尼荷兰大使级秘密预备会谈在美国弗吉尼亚的米德尔伯格举行,即将退休的美国外交官埃尔斯沃斯·邦克(Ellsworth Bunker)受联合国秘书长吴丹之托作为代表联合国秘书长的调停者主持了会谈。[35]经过近5个月断断续续的艰难谈判,1962年8月15日,荷兰与印尼正式签署了协议,同意了邦克4月期间提出的邦克方案的核心内容,即荷兰将西伊里安的行政权交给联合国,联合国从1961年10月1日开始负责西伊里安的行政管理,1963年5月1日前,荷兰军队和行政人员必须撤出西伊里安,同时印尼从联合国手中接管西伊里安,并在1969年结束前保证西伊里安人举行一次公民投票决定西伊里安的最终归属。[36]西伊里安争端的和平解决使肯尼迪政府避免了一场不愿卷入的冲突,荷兰体面地退出了争端,而美印关系得到了极大改善。至此,长达10余年的西伊里安之争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和联合国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得以和平解决。

结语

肯尼迪政府在西伊里安争端中的政策转变过程,充分体现了冷战时期美国冷战战略遭遇反殖民问题的典型尴尬。一方面,美国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希望拉拢第三世界新兴国家,使其成为自由世界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美国又需要与作为第三世界国家敌人的传统欧洲殖民势力合作,以共同应对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这种尴尬在西伊里安问题上显得尤为突出,除了印尼是东南亚地区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因素外,更重要的是,印尼不但是第三世界不结盟运动的倡导

者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先锋,同时也是一个拥有世界第四大共产党———印尼共产党的特殊中立国。肯尼迪政府接手西伊里安问题以来,经历了从最初的态度转变,到联合国大会期间的中途倒戈,再到积极介入并偏向印尼的政策转变,经过一年多的调整,最终抛弃了美国一直奉行的消极中立政策。

就肯尼迪政府内部来说,造成美国政策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肯尼迪本人对印尼态度的变化。肯尼迪对第三世界不结盟国家在冷战中的中立政策表示出的理解,使他在对待西伊里安问题上,对印尼表现出更多的同情,而对荷兰的固执则表示不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肯尼迪态度的变化是美国风向标转向的关键。(二)国务院东南亚事务官员的变动。联合国大会的尴尬局面使得倾向于荷兰的国务院欧洲派成为众矢之的,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的上任,进一步扫除了此前残留在国务院的传统欧洲派势力的影响,同时也加速了美国积极介入西伊里安问题的步伐。

就外部因素而言,影响美国对西伊里安问题政策的因素有三方面:一是柏林危机的影响。柏林危机造成肯尼迪政府在1961年底联合国大会选择有利于荷兰方案的主要原因,柏林危机后,欧洲冷战格局基本稳定,冷战向第三世界的进一步扩展,需要美国将更多的精力投到像印尼这样的新兴国家身上;二是中苏对印尼的外交支持以及持续不断援助对美国造成的压力。中苏对印尼坚定的外交支持和军事经济援助的扩大,以及中苏高层对印尼的频频访问,使得印尼不断向中苏靠拢似乎越来越成为现实,这是美国无法接受的,也迫使美国必须有所改变;三是印尼灵活的外交政策的影响。作为当事国的印尼利用国际政治格局的有利局势,灵活地运用外交政策,通过在第三世界的造势以及向中苏靠拢的姿态,持续向美国施压,并利用军事斗争升级的手段造成西伊里安问题的严重紧张态势,不断挑战美国敏感的神经。

同时应当看到,肯尼迪政府的政策变化并非上述内外因素造成的必然结果。确切地讲,无论迫于外部形势的压力做出的调整,还是由于决策层核心人物的态度差异引发的改变,美国对西伊里安问题政策的调整实际上都是围绕着一个核心目标运转的,即避免西伊里安地区发生战争,同时防止印尼滑向共产主义。整体而言,美国在处理印尼与荷兰的领土争端时,缺乏具体、连贯的政策,它在此问题上的政策实际上是根据形势变化而做出的临时应对。当然,这种应对是为美国冷战的遏制战略服务的。

注释:

[1][3]Kees Lagerberg,West Irian and Jakarta Imperialism,London:C.Hurst&Company,1979,p.16,78.

[2]Report of the Committee New Guinea(IRIAN),1950,the Secretariat of the Netherlands-Indonesia Union,http://

www.papuaweb.org/dlib/nngg/ndl-ind-1950-1.pdf.

[4]Guy J.Pauker,“The Soviet Challenge in Indonesia”,Foreign Affair,vol.40,no.4,July1962,pp.612-626.

[5]Guy J.Pauker,“General Nasution’s Mission to Moscow”,Asia Survey,Vol.1,No.1,March1961,pp.13-22.

[6]王泰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二卷)1957-1969,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第58页。

[7]《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外交部长的联合公报》,《人民日报》1961年4月4日,第1版。

[8]Summary Record of Meeting at White House,February24,1961,Declassified Documents Reference System(herein-

after cited as 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188606.

[9][18][23][24][27]小阿瑟·施莱辛格:《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仲宜译,北京:三联书店,

1981年,第387-389、415、415、414、415页。

[10]Memorandum for the President,April3,1961,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360611.

[11]C.L.M.Penders,The West New Guinea Debacle:Dutch Decolonization and Indonesia,1945-1962,Honolulu:Uni-

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2,p.335.

[12][13]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April10,1961,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360486.

[14]GAOR,Sixteenth Session(1961),A/PV.1016,cited in William Henderson,West New Guinea:the Dispute and its

Settlement,South Orange: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1972,p.103.

[15][26][29][35][36]William Henderson,West New Guinea:the Dispute and its Settlement,South Orange: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1972,pp.105,162,165,179,209-212.

[16]GAOR,Sixteenth Session(1961),Annexes,A/L.367/Rew.1.,368,cited in William Henderson,West New

Guinea:the Dispute and its Settlement,South Orange:Seton Hall University Press,1972,p.106.

[17]Memorandum From Robert H.Johns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Staff to President Kennedy,November30,

1961,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inafter cited as FRUS),1961-1963,Vol.XXIII,pp.467-468.[19][25]Roger Hilsman,To Move a Nation:The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ohn F.Kennedy,

New York:Doubleday&Company,1967,p.337,377.

[20]Current Intelligence Weekly Review,December08,1961,DNSA,Item Number:HN01129.

[21]苏哈托:《苏哈托自传———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居三元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第87-89页。

[22]Terrence C.Markin,The west Irian Dispute:How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Resolved that“other”Southeast Asia

Conflict,Johns Hopkins University,Dissertation,1996,pp.67-68.

[28]Note3,FRUS,1961-1963,Vol.XXIII,p.503.

[30]Summary of President Kennedy's remarks to the1/18/62NSC meeting,January18,1962,DDRS,Document Num-

ber:CK3100089202.

[31]Telegram from Djakart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14,1962,DDRS,Document Number:

CK3100351590;Telegram from Djakart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14,1962,DDRS,Document Number: CK3100020640.

[32]Telegram from Djakarta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February12,1962,DDRS,Document Number:

CK3100083339.

[33]Terrence C.Markin,The west Irian Dispute:How the Kennedy Administration Resolved that“other”Southeast Asia

Conflict,p.102.

[34]Telegram from Paris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es,February22,1962,DDRS,Document Number:CK3100013427.

[责任编辑:邵鸣]

Kenned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Territorial Dispute over West Irian between Indonesia and Netherlands(1961-1962)

GAO Yan-jie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244;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Columbus432001)

Abstract:The West Irian Dispute is a territorial dispute resulting from the transfer of sovereignty over West Irian from Netherlands to Indonesia,which lasted over ten years.The dispute gradually became a crisis at the beginning of1960s.And with the escalation of the dispute,the two countries almost appeared to reach the verge of large-scale war.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dominant power of leverage between Netherlands and Indonesia,insisted a kind of hands-off policy for a long time.After Kennedy took office,through a tortuous changing process,American government eventually changed the hands-off policy.Ultimately,through the active mediation of the U.S.and the help of United Nations,the crisis was settled peacefully.The research on the process of how Kennedy administration changed its policy is meaningful to study American policies towards other countries'territorial issues and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Cold War and the anti-colonialism.Key words:West Irian Dispute,Kennedy Administration,Indonesia,Nether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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